一、毛泽东与许昌的历史机缘(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刘颉[2](2020)在《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由于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要人皆重文教,国人思想得以解放,社会新旧观念不断冲撞,艺术文化自由发展,各领域大师层出不穷,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大规模涌现即是具体表现。民国河南地区先后出现的艺术社团达210个,其组织性质有官办、民办和官民合办等,涉及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门类。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氛围浓厚、以开封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从初兴到成熟共经历三个阶段。1912年至1936年是初兴阶段,以“移风易俗以正人心”为目的取向,通过戏剧改良和美术革命等,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开启市民生活新风尚;1937年至1945年是繁盛阶段,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为精神共相,通过组织文艺活动,大力向民众宣传抗日革命思想;1946年至1949年是成熟阶段,根据时代需要,提出“除旧布新贴近社会”的艺术宗旨,促使地方艺术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演变。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在地方艺术近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张四箴组建河南首个具有近代化性质的艺术社团——河南新剧团,聘请戏剧名家刘艺舟对地方传统戏曲进行改良,创办戏剧学校推行艺术教育,出版《绘声剧报》促进艺术传播,并联合四剧团赈济义演承担社会责任;马可成立的怒吼歌咏队,创作大量融入河南民歌元素的现实主义革命歌曲,并筹办首届开封救亡歌咏大会,掀起地方民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宋晓东创办的扇面画会,既不同于主创西洋绘画的上海地区艺术社团,又不同于精研传统绘画的北京地区艺术社团,而是以振兴家乡艺术为立足点,通过写实手法把乡土情结绘于扇面方寸之间,以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在地方的传承与创新。总之,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蓬勃发展,使地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艺术群体和艺术流派。如豫剧发展离不开豫声戏剧学社、中州戏曲研究社等对地方传统戏曲的改良,怒吼歌咏队创作的现实主义革命歌曲引领了河南近现代音乐潮流,扇面画会等艺术社团稳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地位,传统木版年画在年画改进研究会的数次创新中得以享誉四方。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在与其他地区艺术社团的交流互动中,涌现出一批实力不俗的艺术家,对豫剧流派的开创、近代版画的传播和革命音乐的兴起等贡献出宝贵力量。因此,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不仅强有力推动了地方艺术观念的近代化转型,还是现代中国艺术史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深入研究,既是回顾梳理历史,亦是对当代河南艺术发展的启示。
杜武东[3](2020)在《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半岛参与作战。在1953年7月,金城战役打响。7月14日,杨育才假扮美国顾问率领一个“化袭班”偷袭了李承晚部队的首都师“王牌团”——“白虎团”,为志愿军203师顺利完成金城战役第一步任务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奇袭白虎团”故事的原型。战地记者王程远敏锐的发现这一战斗故事并深入实地采访,使“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开始流传开来,他据此撰写的报告文学《奇袭》被收录进入《志愿军英雄传》之中,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的主要演员方荣翔了解到“奇袭白虎团”这一故事后,便将其改编为京剧演出。从1955年开始,京剧《奇袭白虎团》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由一部小戏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京剧样板戏。1964年,山东省京剧团携带京剧《奇袭白虎团》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给毛泽东演出,京剧《奇袭白虎团》因而名声大噪,被评为当时的优秀剧目。自此也改变了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命运,江青开始对于该剧的全面干预。1967年,《红旗》杂志第六期刊发题为《欢呼京剧革命伟大胜利》的社论,《奇袭白虎团》与《海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一起被确立为“京剧的优秀样板”,宣告正式进入“样板戏”时代。成为样板戏的京剧《奇袭白虎团》也走上巅峰,得到了国家政策的优先倾斜,专门组建《奇袭白虎团》剧组。相较于一般剧团,“样板团”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集中了最优势的资源。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电影《奇袭白虎团》上映,迅速风靡全国,奇袭“白虎团”的故事的传播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国家宣传机器的配合下,京剧《奇袭白虎团》通过多种媒介在全国范围传播,其背后所包涵的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亦对民众精神世界进行浸润。潮起潮落,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文革”标志之一的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也走下了神坛,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却早已深入人心。回顾“奇袭白虎团”故事传播的历史进程,政治力量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后世评论其功过是非之时,既要看到政治化干预下弱化其戏曲品格,也要看到其在政治推动下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李佩甫,傅小平[4](2020)在《现在还不是谈“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时候》文中提出"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傅小平:读你的长篇新作《河洛图》,以及《羊的门》《平原客》等,我都在想,相关题材要是换成功力稍逊的作家来写,很有可能会写成眼下习见的类型小说。因为这几部长篇也无非写的商场、官场、职场,以及家族、反腐等。当然,《城的灯》《生命册》等虽然写到相关行业或领域,相比要复杂一些。从文学角度看,类型小说居多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但你的写作却能跳出类型写作的窠臼,展现
陈霜[5](2019)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会议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在正文叙述中表述为“双创”。信息技术时代,科技依靠现实的人通过社会实践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而产生,科技作为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换言之,科技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纵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到党的十九大发展提出“人才强国战略”,这就要求我们要注重人才。但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培养何种模式的人才呢?“双创”理念恰逢其时被提出,为人才培养明确方向。在“双创”战略背景下,国家需要大量的“双创”型人才,高校恰恰是培养高水平“双创”人才的主要途径。尽管我国在“双创”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些许成绩,但依然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因此,我们要明确“双创”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双创”培育。“双创”最终的作用者为现实的人,那么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发展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运用时代赋予的理论内涵,探索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有着怎样特征?在此特征下,“双创”又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应该如何培养?这是我们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双创”人才培养需要建立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体系中,而此环境体系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家庭、学生等多个系统建构,需要各个系统间相互联系、作用、协调,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双创”人才培育体系。因此,在“双创”教育系统中应把握系统之间关系,使其相互协作,共同建立“双创”人才培养的教育系统,以此促进我国“双创”人才培养教育的稳步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创造学“涌流”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与实证结合研究法分别从人的需要、人的作用、人的创新能力、人的价值四个角度出发,尝试对“双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析。全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开篇对文章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阐述论文视角及内容的创新点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进行“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新特征进行研究,并应用创造学家奇凯岑特米哈衣提出的“涌流”理论,对“双创”人才培养进行问题分析,并尝试提出我国新时代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除此之外,还对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理论、“双创”人才培育、创新人才培养、创业培养模式等以往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总结,为论文后续开展做铺垫。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基本内涵及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明晰了创新、创业相关概念关系,界定“双创”在本文的内涵及关系;其次,剖析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内涵并归纳总结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最后,对本文“双创”人才培养理论基础加以叙述,厘清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双创”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创造学“涌流”理论内在关系,并对“涌流”理论系统建构加以说明,深入挖掘“双创”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充分铺垫基石,为论文的第三部分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对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分析。通过查阅近年文献着作,以及对人民网、新华网等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各地实时新闻、地方人才政策进行第一时间关注,总结归纳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外部环境支撑,并从政府、高校及社会层面对培养途径进行分析;并且针对“双创”人才培养成效,进一步从家庭、高校、社会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现实问题:即培养主体定位不明确,培养客体缺乏创新精神,培养推广与应用存在差异,培养教育机制不完善。并指明其成因在于教育认知存在偏差、培养实践形式受到限制、培养模式尚未建构、政策落实不精准。第四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双创”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及对策。本章以满足人的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提升人的创新能力、突显人的价值为目标导向,针对第三章提出的问题及成因提供对应建议:即定位培养目标,主要包括明晰主客体定位,打造专业师资队伍,培养基于创新能力进行创业的“双创”人才;建立培养途径,主要包括拓展人才培养路径,更新培养模式,整合培养经验;完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意识,形成大学生创新性人格,开拓大学生创新性思维;形成系列保障机制,主要包括高校优化教学评价机制,国家加大政策监管力度,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尝试提出加强“双创”人才培养及推动其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对策。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的结论与展望。总结梳理本文内容,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我国“双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并对本文未涉及到的研究内容进行说明,对于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希望其他学者予以谅解。
陈闯[6](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孟冉[7](2019)在《中原乡村演绎“广阔天地”传奇》文中研究说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所批示的这句话,为7年后(1962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埋下了伏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号,更将河南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乡村,骤然推向了历史前台。成就这场奇迹的是一群中小学毕业生,当年"合上书本,回乡务农"的举动,让他们无意间身处时代
刘西琳[8](2016)在《寄情雪山草地 追忆似水年华——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读贺捷生将军《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文中认为为了迎接、庆祝和纪念建党95周年、建军9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着名作家、开国元帅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献出了她的一份大礼——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该书直面昏暗、严酷和惨淡的历史,追溯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和自己童年散落的足迹,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真实而接近雕刻的文字,为读者奉献了一部有别于常见读本的元帅和女儿的生命史与心灵史,意在以此折射出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该书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道路;长征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贺龙与周恩来、任弼时、习仲勋等着名共产党人结下了亦师亦友亦伴的生死之谊,促使贺龙从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它并非"论着",也不是一般的"回忆录",而是能闻到战争硝烟、嗅到泥土芳香的优美的"散文"。该书运用感性的回忆,赋予那些人们以为已经消失了的事物以新的生命力,同时运用理性对这些回忆进行思考、提炼;它把今、昔两个时空概念熔于一炉,形成特殊的回忆方式,而后表达出来;书中展示的重大场景是作者截取的中国革命的若干"横断面",而不时出现的诸多故事情节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无数"切片"。这是一种典型的"普鲁斯特式手法",它使《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告别了中国传统散文写作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从而成了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陈琛[9](2015)在《百年沉浮 ——河南越调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传统中国在二十世纪迈着沉重的脚步追赶现代化。举凡戏曲、中国画等带着“古中国色彩”的文艺正经历一场主动被动的变革。城市、知识分子、女性、革命、电影、角儿、现代化是二十世纪几个重要文化符号,当古老的地方戏——河南越调遭遇这场变革,它将何为?本篇论文分为七章内容。引言部分重点研究了以往对越调渊源的研究,由此得出它先初或为弦索腔系的一种民间小戏,后发展成为介乎“梆子、皮黄之间”的剧种。第一章考察河南越调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从知识分子、城市、女性等角度展开叙述。女性重归“剧场”和“外装戏”时代的到来,越调本体发生重大变革。与自身的演变同步,越调始终面临着本省梆子强势崛起而来的危机。与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双重错失,成为越调式微的重要原因。第二章从新中国戏曲会演的视角考察建国十七年河南越调身份在政府层面的转变,会演是它“正名”与转型的催化剂。同时,“上路调”在会演中得到戏曲主流“关注”和“认可”,开始成为越调在新中国的代言。第三章探讨在新中国民族电影政策刺激下,河南越调如何由乡隅小戏走上大银幕,笔者以为电影扩大了越调剧种的影响力,也促使越调进一步走向精致化。第四章从戏曲现代化的角度,探讨新时期的越调创作,既有时代性带来的超前探索与本体回归,又有中原文化所赋予的质朴厚重与保守狡黠。实际上,创作不仅指称文本,还关涉舞台艺术和观众“反馈”。一定程度上,越调的精致化和“戏剧化”是与“现代化”同步的。这是时代的必然,但却有迷失“自我”和遗失观众的危险。回归戏曲本体、回归剧种个性、回归民间将成为越调走出现代化“困境”的理性选择。第五章以“角儿”为关键词,对申凤梅展开个案研究。申凤梅以女性身份出现在越调舞台,从一名民间流浪艺人成长为一位新中国的表演艺术家。在她的改革之下,“新越调”传统被人所认可。申凤梅演剧精神的实质即是用一腔“精诚”贯通雅俗,这是她革新越调的基础,也是她留给后人的无形财富。结语部分,笔者提出两种“传统”,即“老越调”与“新越调”传统。激活“老越调”传统,不使“新越调”与“越调”貌合神离,正是河南越调在二十世纪至今的演进历史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越调应该在国家将目光转向地方剧种之际,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格局。百年沉浮,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一是指越调内部格局的调整与演进,二是指将越调放置于中国戏曲史长河中的沉浮。
任松峰[10](2015)在《儒家廉德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之一。它既表示一种伦理道德操守,也表示一种治国理政思想。作为一个具体的道德德目,“廉”是一种“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的高尚品格,是做人的一个基本道德要求。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廉”是他们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必须要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同时,“廉”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与“礼”、“义”、“耻”共同被视为是“国之四维”。《晋书·阮种传》中就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可以说,廉乃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廉”是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问题上有系统阐释。具体来说:从理论层面看,“廉”有“清廉”、“俭朴”之意,既是立人之大节,也是治国理政之基础。儒家廉德思想理论大厦的构建,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哲学基石,以民本思想为政治基石,以仁者爱人思想为人伦基石,以公私义利理欲之辨为价值基石。同时,儒家廉德思想的丰富内涵又主要是通过“俭”、“耻”、“孝”等具体道德德目进一步体现出来的。节俭是清廉的生活基础,俭可以助廉;知耻是廉洁的前提,知耻可以养廉;百善孝为先,孝是实现清正廉洁的重要条件,行孝可以促廉。从实践层面看,儒家在“廉德”的政治践行和养成路径方面也有具体论述。道德属于一种实践理性,伦理中的廉德需要官员在为官从政中得到践行。虽然“廉德”在政治践行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周礼》中所提“六廉”之概括颇为全面。“善”、“能”、“敬”、“正”、“法”、“辨”六个方面,既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基本标准,也是官员践行“廉德”的重要依据。那么,官员“廉”之品德何以养成呢?在儒家看来,其基本途径:一是要坚持自我以德修身,实现以德养廉;二是要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实现以教育廉;三是要加强制度规范与约束,实现以制保廉;四是要重视法律惩治贪腐,实现以法促廉。从历史实际看,“廉”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廉能兴邦,贪则丧国。在中国古代,许多为官从政者积极践行儒家“廉德”之思想,成为受人敬仰的明君廉臣或清官循吏,他们为封建盛世和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反之,那些毫无“廉德”可言的贪官,非但没有对社会发展贡献“正能量”,反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以来,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最终走向的覆亡;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最后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力。虽然导致它们失败或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官员“廉德”之尽失,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秉持为民、务实、清廉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儒家“廉德”思想之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廉政理论,实现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进而赢得了对全国的掌控。从当前情况看,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要成绩,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在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的同时,坚持强力反腐,采取“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方针,逐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三不腐”的反腐新思路。鉴于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儒家廉德思想智慧,来推进腐败治理“三不腐”的基本理路呢?具体来说,也就是要借鉴儒家“德主刑辅”思想,重视法律惩戒,以法促廉,推进“不敢腐”的廉政治理工作;要借鉴儒家“为国以礼”思想,重视制度建设,以制保廉,推进“不能腐”的廉政治理工作;要借鉴儒家“以德修身”思想,重视廉德养成,以德养廉,推进“不想腐”的廉政治理工作。总之,坚持道德自律与法律制度约束的他律相结合,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防治腐败体系,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毛泽东与许昌的历史机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与许昌的历史机缘(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小结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一)经济“统制化” |
(二)政治社会化 |
(三)新国民运动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小结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小结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二、秦腔改革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小结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小结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类型与分布 |
第一节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概貌 |
一、组建宗旨 |
二、组织性质 |
第二节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主要类型 |
一、音乐社团 |
二、美术社团 |
三、戏剧社团 |
第三节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区域分布 |
第二章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兴起与发展 |
第一节 1912—1936:移风易俗以正人心 |
一、艺术改良运动的兴起 |
二、艺术社团开启市民生活新风尚 |
第二节 1937—1945:唤醒民众救亡图存 |
一、革命性质艺术社团占主导 |
二、艺术社团成为抗战宣传生力军 |
第三节 1946—1949:除旧布新贴近社会 |
一、艺术民族化思想在艺术社团中凸显 |
二、艺术社团肩负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 |
第三章 民国河南地区代表性艺术社团及活动 |
第一节 河南新剧之先锋——河南新剧团 |
一、戏剧改良的先行者:张四箴 |
二、梓乡义务:组四剧团联合赈济会参与义演 |
三、增益民智:编排新剧推行通俗教育 |
四、梨园互鉴:聘戏剧名家刘艺舟当编剧 |
第二节 抗日文艺之标杆——怒吼歌咏队 |
一、怒吼歌咏队的身体力行者:马可 |
二、现实主义革命歌曲的创作与表演 |
三、着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指导与帮助 |
第三节 地方风土人情之名片——扇面画会 |
一、风雅传统的倡导者:宋晓东 |
二、地方乡土情结的中国画建构 |
第四章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的价值与意义 |
第一节 河南艺术观念近代化转型的动力 |
一、助推地方传统戏曲的变革 |
二、带动河南革命音乐的创作 |
三、稳固中国传统绘画的地位 |
四、促使传统木版年画的创新 |
第二节 现代中国艺术史叙事的重要组成 |
一、常香玉、陈素真与豫剧流派的开创 |
二、刘岘、马基光、沙清泉与近代版画的传播 |
三、马可与民间音乐的探索 |
第三节 历史回视与当下借鉴的启示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录 |
附录 B 宋晓东先生访谈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史实考辨: “奇袭白虎团”故事的发生及早期传播 |
第一节 烽火记忆: 金城战役与“奇袭白虎团”战斗 |
第二节 文本初现: “奇袭白虎团”文本的撰写与传播 |
第二章 剧本研读: 剧本《奇袭白虎团》的建构与重构 |
第一节 戏剧演绎: 京剧《奇袭白虎团》初成 |
第二节 华丽转身: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不断修订 |
第三节 蜚声神州: 《奇袭白虎团》的多媒体传播 |
第三章 潮起潮落: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政治沉浮 |
第一节 名噪京城: 《奇袭白虎团》不同寻常的首都之行 |
第二节 打造“样板”: 《奇袭白虎团》剧组的创建 |
第三节 重塑战争: 《奇袭白虎团》与对外关系 |
第四节 繁华消逝: “文革”结束与《奇》剧落幕 |
绪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学术会议 |
附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现在还不是谈“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时候(论文提纲范文)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 |
所有的神话都是有根的。那是历史在时间或记忆中产生变异的结果 |
母性是中华民族的底版,所以这个民族才会有“生生不息”四个字 |
我把《圣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只是借用,并没有把它当作源头 |
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前进,但它是以一种缓慢的、迂回的方式前进 |
有些意识在某个历史阶段看似消失了,但很可能它还留在人的血脉里 |
多神论等于无神论,乱神等于没有神,一旦求神不灵,实用主义就猖獗 |
病根早已种下,一代人精神的高贵,是需要几代人的物质进步来滋养的 |
写作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心理,文字这东西一旦滑下去就很难再上来了 |
(5)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 |
2.1.1 创新的定义 |
2.1.2 创业的定义 |
2.1.3 “双创”的界定及其辩证关系 |
2.1.4 基于创新的“双创”人才界定 |
2.2 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及其发展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相关阐述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概要 |
2.2.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新特征 |
2.3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 |
2.3.1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为“双创”提供理论性支撑 |
2.3.2 创造学“涌流”理论指导“双创”人才培养体系建构 |
2.3.3 “双创”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中国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环境及途径 |
3.1.1 中国高校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环境支撑 |
3.1.2 中国高校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相关途径 |
3.1.3 中国高校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成效分析 |
3.2 中国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存在主要问题 |
3.2.1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主体定位不明确 |
3.2.2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客体缺乏创新精神 |
3.2.3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推广与应用存在差异 |
3.2.4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教育机制不完善 |
3.3 中国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3.3.1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教育认知存在偏差 |
3.3.2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实践受到限制 |
3.3.3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建构 |
3.3.4 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政策落实不精准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建议及对策 |
4.1 满足“人的需要”定位培养目标 |
4.1.1 明晰“双创”人才培养主客体定位 |
4.1.2 打造“双创”人才培养专业师资队伍 |
4.1.3 培养基于创新能力进行创业的“双创”人才 |
4.2 发挥“人的作用”建立培养途径 |
4.2.1 拓展“双创”人才培养路径 |
4.2.2 更新“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
4.2.3 整合“双创”人才培养经验 |
4.3 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完善培养模式 |
4.3.1 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意识 |
4.3.2 形成大学生创新性人格 |
4.3.3 开拓大学生创新性思维 |
4.4 突显“人的价值”形成系列保障机制 |
4.4.1 高校优化“双创”人才培养教学评价机制 |
4.4.2 国家加大“双创”政策监管力度打造优良环境 |
4.4.3 社会形成“双创”良好发展风气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结语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原乡村演绎“广阔天地”传奇(论文提纲范文)
批示机缘:河南经验引起毛泽东重视 |
学子回乡:初衷是让穷人后代“掌权” |
甘为农民:领袖的鼓舞成为一生动力 |
服务农村:建设“广阔天地”新军突起 |
(8)寄情雪山草地 追忆似水年华——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读贺捷生将军《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革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
二、南昌起义:开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道路 |
三、长征精神:注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新鲜血液 |
四、近朱者赤:贺龙与五位杰出共产党人的生死之谊 |
五、沉博绝丽: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
(9)百年沉浮 ——河南越调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面对“最熟悉的陌生”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论文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民国时期越调演进(1912-1949) |
第一节 城市、知识分子与越调 |
一、“南阳大越调”轰动开封舞台 |
二、知识分子与越调改良 |
第二节 女性演员登台与越调“外装戏”时代 |
一、“外装戏”初兴 |
二、女性演员登台 |
第三节 “上路调”崛起之势 |
一、以地域划分的两大流派:“下路调”与“上路调” |
二、“上路调”的崛起 |
第二章 会演:传统越调转型的催化剂(1949-1966) |
第一节 身份不明:“曲子的别派” |
第二节 三大剧种之势与“上路调”重兴 |
一、“上路调”的“机遇”与示范性 |
二、“人情戏”与“忠奸戏”:越调《哭殿》之于豫剧《三哭殿》 |
第三节 游走于政治与艺术之间:越调现代戏荣光 |
第三章 影像:越调银幕经典的文化分析(1965-1981) |
第一节 民族电影政策与越调走向银幕 |
一、河南戏曲“触电” |
二、“革命时代”的记忆 |
第二节 民间性与“剧场化”:传统戏“触电”之前 |
第三节 推助精致化:“迟来”的影像 |
一、越调·河南·京剧·北京 |
二、越调精致化追求的典型:电影《李天保娶亲》 |
第四章 新时期越调创作研究(1977至今) |
第一节 八十年代:“探索”精神的强力彰显 |
一、有意“破格”——《明镜记》 |
二、“挑战”传统——《乔老板的烦恼》 |
第二节 九十年代:“现代感”与“戏曲化”并置 |
一、“程式性”的着意追求——《吵闹亲家》 |
二、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七擒孟获》 |
第三节 新世纪:回归本体与“戏剧化”趋势 |
一、归本之进——《尽瘁祁山》 |
二、新艺术空间的拓展——《老子》 |
第四节:在“得意”与“失意”之间 |
一、新时期河南越调创作规律摭拾 |
二、越调现代化“困境” |
第五章 角儿:申凤梅与越调 |
第一节 越调重兴多俊才——申凤梅的艺术人生 |
第二节 申凤梅表演艺术新论 |
一、演“程式”:1960年以前 |
二、由自然状态渐进审美领域:1960-1976年 |
三、戏曲表演最高境界——创造“意境”:1977-1995年 |
第三节 申凤梅启示录 |
一、申凤梅之于越调 |
二、申凤梅的“高度”背后 |
结语 |
一、“老越调”与“新越调” |
二、越调的现在与未来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节目表 |
二、河南越调访谈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10)儒家廉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第一章 “廉”范畴的基本涵义及其历史演进 |
第一节 “廉”范畴的基本涵义 |
一、“廉”义的词源学解析 |
二、廉德:“廉”的道德维度 |
三、廉政:“廉”的政治维度 |
第二节“廉”德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
第三节 比较的视阈:先秦诸子论“廉” |
第四节 历史的视野:汉代以后儒家论“廉” |
一、董仲舒论“廉” |
二、刘向论“廉” |
三、周敦颐论“廉” |
四、薛瑄论“廉” |
五、顾炎武论“廉”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理论基石 |
第一节 哲学基石:“天人合一”思想 |
一、儒家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论述 |
二、“天人合一”观念对儒家廉德思想的重要启示 |
第二节 政治基石:“以民为本”思想 |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 |
二、民本思想与儒家廉德思想发展 |
第三节 伦理基石:“仁者爱人”思想 |
一、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历史发展 |
二、儒家仁学理论对廉德思想的影响 |
第四节 价值原则:公私、义利、理欲之辨 |
一、公私之辨与儒家廉德思想 |
二、义利之辨与儒家廉德思想 |
三、理欲之辨与儒家廉德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伦理内蕴——基于“俭”“耻”“孝”三德目的展开 |
第一节 俭:廉的生活基础 |
一、“俭”范畴的多重含义 |
二、“俭”德的重要价值 |
三、节俭与养廉 |
第二节 耻:廉的道德前提 |
一、“耻”的基本内涵 |
二、“耻”伦理的主要价值 |
三、知耻与养廉 |
第三节 孝:廉的家庭伦理基础 |
一、“孝”的基本内涵 |
二、“孝”伦理的重要价值及其影响 |
三、行孝促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政治表征——以“六廉”为中心的个案解析 |
第一节 道德的向度:廉善、廉敬与廉正 |
一、廉善:官吏道德的总括 |
二、廉敬:道德自律的基础 |
三、廉正:公生明,廉生威 |
第二节 法律的向度:廉法 |
一、中国古代法律的演变 |
二、“知法”:为官从政的前提 |
三、“守法”:为官的基本职责 |
第三节 能力的向度:廉能和廉辨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儒家廉德养成的基本路径 |
第一节 人性之辨:儒家廉德养成的学理依据 |
第二节 廉德养成的教化机制 |
一、修身养廉 |
二、教育守廉 |
第三节 廉德养成的制度规范 |
一、选官用廉 |
二、回避护廉 |
三、监察督廉 |
第四节 廉德养成的法律约束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古代践行——“明君”、“清官”举要与反思 |
第一节 廉耀古今:“明君”与封建盛世 |
一、唐太宗倡廉反奢与贞观之治 |
二、明太祖倡俭惩贪与洪武之治 |
三、康熙帝奖廉惩贪与康熙盛世 |
第二节 百世流芳:“清官”与社会风化 |
一、清官的基本特征 |
二、清官出现的原因 |
三、清官循吏的典范 |
四、关于清官的评价 |
第三节 一种博弈:倡廉与贪腐哲学 |
一、封建时代官吏贪腐的主要表征 |
二、中国古代贪腐不绝与清官稀少之原因辨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近现代镜鉴 |
第一节 失廉亡国:来自晚清政府覆灭的深刻教训 |
一、晚清儒家廉德思想的孱弱传承 |
二、晚清政府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 |
三、吏治腐败与清王朝的覆亡 |
第二节 贪腐失权:对国民党大陆统治覆灭的历史审视 |
一、国民党官员腐败现象面面观 |
二、国民党防治腐败的积极努力 |
第三节 秉廉兴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腐败与廉政治理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存在的腐败及原因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儒家廉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
第一节 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基本形势 |
一.当前我国官员腐败的主要表征 |
二、当前我国官员腐败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儒家廉德思想与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契合 |
一、理论会通:儒家廉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 |
二、现实机缘:反腐风暴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第三节 儒家廉德思想对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基本启示 |
一、坚持以德养廉,努力夯实廉洁从政的道德基础 |
二、坚持以制保廉,不断完善廉洁从政的制度约束 |
三、坚持以法促廉,切实筑牢廉洁从政的法律基石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曲阜儒家崇廉尚勤思想基地简介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与论文发表情况 |
四、毛泽东与许昌的历史机缘(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河南地区艺术社团研究[D]. 刘颉. 河南大学, 2020(02)
- [3]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D]. 杜武东. 山东大学, 2020(10)
- [4]现在还不是谈“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时候[J]. 李佩甫,傅小平. 野草, 2020(02)
- [5]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双创”人才培养研究[D]. 陈霜. 沈阳建筑大学, 2019(05)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7]中原乡村演绎“广阔天地”传奇[J]. 孟冉. 农村·农业·农民(A版), 2019(04)
- [8]寄情雪山草地 追忆似水年华——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读贺捷生将军《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J]. 刘西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Z1)
- [9]百年沉浮 ——河南越调演进研究[D]. 陈琛.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10)
- [10]儒家廉德思想研究[D]. 任松峰. 曲阜师范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