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仍为首要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刘骏斌[1]（2020）在《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经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体量和影响力显着增加,金融经济系统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发生了房地产价格的多轮上涨和“千股跌停”的股灾,资产价格波动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深化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中的根本性任务。因此,研究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机制及其监控问题契合当下金融改革的重点,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当前研究背景和现实需求,本文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扩展到国家金融安全范畴,并遵循“资产价格内涵→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影响→风险测度→溢出效应→监控机制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构建较为系统的宏微观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从资产价格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价格”关系入手,阐述了资产价格的形成和波动机理,研究表明:资产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资产价值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基础,流动性水平是资产价格联动、泡沫化和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复杂的驱动机制和波动效应影响。在分析资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的基础上,本文详细阐述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机理。首先,一系列金融危机已经明确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事实,本文进一步从预期、市场和流动性角度分析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途径,涉及预期影响下的资产价格和货币价值偏离、投资决策影响和价格机制、流动性冲击、信贷杠杆和货币循环等具体影响渠道;同时,基于开放式基金的资产配置和企业-银行部门的信贷关系构建理论模型,解析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的跨期、“螺旋式”叠加、时滞、持续和不对称等影响效应特征。在明确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资产价格数据信息,分别从宏微观角度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基于网络视角测度的开放式基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果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基金之间的传染具有方向性和非对称性。其次,针对扩展的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范畴,分别选用综合指数法测度金融系统压力指数和金融主权指数,选用Copula-GARCH（1,1）-Va R模型测度信用货币的币值稳定性,并验证了测度指标的合理性。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市场因子和面板数据分析的实证方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机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基于金融网络测度的风险指标对开放式基金的现金流和收益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是风险的冲击、传染和分散,也能够凸显出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进一步的,运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结构VAR模型（TVP-SV-SVAR）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时变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元货币政策冲击和跨国资本循环持续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并共同冲击人民币币值稳定和阻碍金融主权实力的提升。最后,本文基于资产价格视角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机制。通过借鉴能够反映变化方向、大小和延续性的时变方法,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提出转变监控的理念思路和原则,构建多维度、多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并进一步从资产价格变化、外生性冲击和风险指数视角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效果进行了非线性时变检验,明确了相应监控指标及其适应的监控范围。
闫磊[2]（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王欣[3]（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李殷[4]（2019）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随后的政府会议或者政府报告中也多次提到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转变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路径上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升制造业企业TFP,对实现制造业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任务,对制造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提出了新要求。新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业企业不应仅仅在追求利润中体现自身价值,还应该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较低,制造业企业不断爆发出各种环境污染、安全与健康等问题,表明制造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仍然堪忧。上述现实背景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当前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提升企业TFP与社会责任水平的双重任务,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企业TFP?一直以来,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十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促进作用。然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TFP的研究却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当前,在高度重视提升TFP的时代背景下,保持较高的TFP水平才是制造业企业能够长久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制造业企业能够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升企业TFP以及如何影响企业TFP,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认识社会责任,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能够为企业开辟提升TFP的新途径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我国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作用条件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文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2010-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在运用合适的测算方法测算出企业TFP水平后,利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 variable,IV）与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FE）相结合的方法（IV+FE）首先探讨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的影响。2008年12月31日,深交所发布通知要求归属于“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文选择企业是否因归属于“深证100指数”而被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工具变量。通过一系列检验,本文验证了该工具变量满足独立性、相关性、排他性以及单调性四个假设条件而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能较好解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TFP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且对于工具变量依存者（compliers,在本文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敏感的上市公司）这一类子总体（subpopulation）而言,可得到这一类子总体的无偏的因果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企业的不同属性特征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异质性表现,并从多个角度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可能路径。基于IV+FE的研究方法,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能够显着提升企业TFP。IV方法得到的是针对工具变量依存者的一种局部平均处理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LATE）,因此,本文发现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能够提升企业TFP的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敏感的那一类上市公司而言的。当这类上市公司因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而使得其社会责任水平的得分每提高1分,其TFP将增加2.85个百分点。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缩尾处理、删除异常值处理以及安慰剂检验）证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2）在细分企业对股东、员工、消费者、环境以及社会等五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TFP的影响时,本文发现,企业对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三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水平均能促进企业TFP,但企业对股东以及社会这两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TFP没有统计上的显着影响。（3）在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政治关联属性、所属地区市场化程度、所属行业污染程度以及高管薪酬水平等五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过程中,本文发现只有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属于轻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高管薪酬水平较高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才能提升企业TFP。（4）在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路径机制过程中,本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通过吸引高素质员工、获得信贷资金与社会资本等途径来提升企业TFP。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文献鲜少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企业TFP影响的文献更加缺乏。基于此,本文利于IV+FE的方法重点探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企业对股东、员工、消费者、环境以及社会等五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研究其各自对企业TFP的影响。在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存在积极的正面影响后,本文还从企业所有制属性、政治关联属性、所属地区市场化程度、所属行业污染程度以及高管薪酬水平等五个方面考察不同企业特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TFP之间关系的异质性。最后,本文从吸引高素质员工,获取信贷资金与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路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影响机制的探讨为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TFP之间关系的“黑箱”提供了重要启示。（2）从工具变量看,本文尝试选取了一个全新且有效的工具变量。在选择使用IV方法解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内生性问题的过程中,较多学者选择将行业平均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变量,但这种求行业平均或地区平均的方法会导致结果存在很大误差。如果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则基于IV方法能够得到针对工具变量依存者这一类企业的无偏的因果效果。因此,本文利用深交所2008年发布的要求归属于“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一政策事件,将企业是否被要求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工具变量。目前,尚未发现有其他学者将企业是否被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工具变量。本文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这一工具变量能够满足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四个假设条件,从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基于该工具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将是无偏的。并且,基于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一工具变量所得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较广。因此,本文针对工具变量的选择以及验证工具变量有效性方面具有较大程度的创新。（3）从研究内容看,本文尝试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政治关联属性、所属地区市场化程度、所属行业污染程度以及高管薪酬水平等五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针对异质性的探讨有助于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不同属性企业的具体影响。除企业所有制属性被学者探讨过,其余四方面的异质性并未被学者研究。其中针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异质性发现,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管能够更好保持与企业经营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实施积极的社会责任战略,最终增加企业TFP。与此同时,在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路径机制过程中,本文尝试从吸引高素质员工、获取信贷资金与社会资本三个角度,讨论其各自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TFP产生正向因果效果中的作用,从而为探究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TFP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研究路径。异质性分析与影响机制的探讨,既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TFP的研究深度,又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的内在机理。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胡鹏[6]（2019）在《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险的本质是风险管理和分散,其意义乃在汇集个人力量,成立危险共同团体,于成员发生事故需要补偿时提供经济支助。在保险制度的运作中,保单持有人所缴交的保费累积形成保险基金,此一基金的规模甚巨且必须进行投资以确保其保值增值。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是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要领域,不仅能够提升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更影响到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我国保险机构自2004年获准直接入市投资股票以来,保险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系与互动日益密切,保险机构挟庞大的资金已成为股票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保险机构未如主管机关所希冀的那样成为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也并未发挥长期稳定价值投资者的正面作用。反而在2015年下半年,保险机构在股票市场上激进投资股票,频繁大量举牌上市公司,甚至介入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异化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震动和社会公众对保险资金运用妥适性的广泛质疑。申言之,保险机构是股票市场上重要的法人机构,不仅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以获取报酬,而且能够对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行使投票权。如若保险机构挟庞大的资金优势控制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决策,大举介入经营一般产业,将引发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及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如何规制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扼止保险业经济权力的滥用非常必要。第一章从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基础理论入手,剖析保险机构投资股票所蕴含的保险学原理,并界定保险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法律规制的目标。具体而言,保险共同体吸纳保费转嫁风险的同时,也汇聚了大量资金,使保险业成为保单持有人财富的管理者,保险机构必须确保保险资金保值增值。再者,单纯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商品逐步发展成投资型保险,愈来愈具有金融理财和投资属性。因此,保险机构资金运用是保险资金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也是投资型保险金融属性的现实吁求。我国保险机构并非一开始就被允许直接投资股票,而是在政策法规上经历了禁止、放松,直至完全放开的过程。2004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在政策法规上允许保险机构直接入市,使得保险市场与股票市场的互动更加紧密。但我国保险业直接入市投资股票,其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我国金融监管机关更希望保险机构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充当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长期的市场实践表明:作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典范的保险机构投资者并没有成为稳定股票市场的重要力量,甚至在2015年大量举牌上市公司,引发上市公司的恐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链接到保险与股票两大市场,牵涉面广,产生的风险大,必须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并防止保险机构滥用庞大的资金优势。第二章以2015年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举牌上市公司事件作为分析对象,指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异化所衍生的风险点。具体而言,保险机构挟庞大的保险基金是股票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治理及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在历次改革资本市场与发展保险业的政策规划中,我国主管机关也希望保险机构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成为股票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然而,长期的市场实践表明:保险机构并未达成主管机关所设定的目标,反倒成为追涨杀跌的炒作者。特别是2015年以来,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大量举牌上市公司,使整个资本市场为之震动。保险机构颠覆长期价值投资的形象,成为舆论所指摘的“野蛮人”。我国保险机构之所以提升风险偏好,激进投资股票虽是多方因素叠加下的行为选择,但其可能衍生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偏离了保险风险保障的主业,使保险机构沦为大股东控制权争夺的融资平台,并挟庞大资金优势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第三章指出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并借助资本结构理论进行分析,描绘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发生机制,并提出化解利益冲突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的利益冲突有内外两个层面。内部冲突是由保险机构股东与保单持有人股票投资偏好的异质性所致,表现为保险机构股东竭力规避监管规则,试图集中持有保险机构股权,实施高风险的股票投资行为。而在现行法下,保单持有人无法对保险机构实施有效地监控,其权益有受损之虞。外部冲突是在金融集团架构之下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进行组织上的结合,导致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受金融集团的操纵和控制,而非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独立决策。透过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所衍生的乱象,其实利益冲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和发生进路。针对内部冲突,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分析工具,保险机构是高负债和高杠杆运作,保险机构股东因而存在比一般公司更高的代理风险。在自利性驱动之下,股东极易以保险资金进行豪赌从而投资股票。并且在保险机构发生财务危机时,股东也倾向于拖延增资,甚至掏空公司资产。为此,有必要保险股东与保单持有人利益冲突的平衡路径。其一,围绕“控制权转移”这一核心,构建对实际控制人的监管规则;其二,加强保险公司大股东适格性监管,维持保险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其三,强化保险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而针对外部冲突,在金融控股集团的组织架构中保险子公司的公司治理容易失灵,衍生出与整个集团及其他子公司的利益冲突问题,使得保险子公司投资股票的自主决策机制失灵,而沦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附庸。为此,有必要构建金融控股集团中保险子公司的“内部防火墙”,以期维持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行为的独立性,阻绝或限制金融控股集团对保险子公司行为的不当影响和控制。第四章通过导入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出现的保险机构肆意介入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事件,介绍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两度修改,并剖析其背后所蕴含的“金融与商业分离”的基本法理,以此为借鉴界定我国大陆地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合理边界。具体而言,鉴于保险资金的长期性和安全性特征,我国保险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应作为长期价值投资者,并以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但是分析我国保险机构在股票市场上的行为表现,其在现实中存在消极炒作与积极介入两种倾向,导致其偏离长期价值投资的轨道,严重背离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两重角色。保险机构股东和保单持有人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保险机构普通账户中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混合运用更加剧了利益冲突行为。2004年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出现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并帮助一致行动人介入上市公司经营的事件。也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对保险资金运用妥适性的广泛争议,同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两度进行修改以规制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申言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一第三项通过剥夺保险机构对被投资公司股东权的方式,来强化保险机构短期财务投资属性。但这一规定严重违背股东平等的基本法理,实有矫枉过正之嫌。纵观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法规,限制或剥夺金融机构对被投资公司股东权的规定广泛存在。这表明我国台湾地区在法规上推动金融混业的同时,仍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参与被投资公司经营,以贯彻“金融与商业分离”的价值导向。“金融与商业分离”的立法精神也应统一落实到大陆地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和股权投资的监管规则当中。其次,对保险机构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保险机构战略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应出台“保险相关事业”清单,并着重加强对保险机构财务投资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引导。第五章着重论证投资型保险在保险机构投资股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剖析投资型保险的基础法律关系,引入金融法中的“信义义务”,以此规制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行为。具体而言,传统保障型保险的法律关系十分简单,保单持有人与保险人之间通过保险契约进行连结,基础法律关系属于保险契约法的调整范围。而广大保单持有人所缴交保费所累积形成的保险资金之运用行为则由保险业法进行监管,其主要目标为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而保单持有人与保险机构投资行为、投资目标两者间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联系。但从私法关系的视阈分析,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是保险机构受广大保单持有人的委托,将缴交的巨额保费投资于股票市场,进而获取利润的行为。前端的保单持有人利益保护与后端的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规制,此二者的连结点便是投资型保险。因此,保险机构股票投资除应置于公法监管之中,还应当受私法关系的规制。通过剖析投资型保险的基础法律关系,保险机构对保单持有人应负有信义义务。由此建立起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信义义务规则。包括保险机构事前应慎重选择所投资的股票种类,遵循谨慎投资原则,禁止不公平对待保单持有人,也不得利用股票投资从事利益输送行为。
夏正华[7]（2019）在《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旨在分析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作者认为,这条路径分别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铺陈开来,法国通过推进多位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对内巩固实力,对外展现并优化国家形象,维护其国际地位。作者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系统阐述现代法国从强化民族凝聚力、到对外输出价值观与制度（法律）建设意识、到巩固政经影响力并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新型格局建构的大国发展轨迹,研究该国以兑现大国目标为导向的国家战略实践的成效与得失。在当前呼唤国际治理的全球化环境中,法国在博弈的同时,倡导国家个体融入合作机制与多边法规,为构建新型规范的国际秩序和增强国际法实施效率贡献了智慧---这些在国际法语境中提供让全球不同国家受益的理念、制度与体系的创举,的确是扞卫本国话语权、刷出一流大国“存在感”的有效举措,个中经验（亦包括教训）值得分析。本论文围绕国别案例展开分析。作者认为:法国基于一套文化自醒与自信的思维脉络,前瞻性地把法律、文化优势纳入国家战略实践的核心资源之中,在国际社会发挥精神与道义引领力,这有利于在处理与他国交往的问题时施加自身意愿,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调整与他国的关系（即减轻对外交往的阻力）,同时又有助于引领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创设进程,提升国际社会对本国政治主张、利益诉求、文化传播的认可度与支持度。当然,有着“文化终极归宿”之美誉的法国,确实把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理念传递至国际社会各个角落,在倡导“国际社会网络构建及各国在该网络中互动需要规则”这一共识的达成上兑现了一个“大国”的承诺与责任,在推动国际法规则构建与实施中提供了方案与智慧,其中不乏独辟蹊径的创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法国范式。法国如何把强国战略放在国际多边合作舞台上去推进,特别是她如何在参与国际组织---一种特殊的国际法主体---的制度建设与运作中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话语平台、为本国谋求发展机遇、增强博弈能力,这是本论文论证的核心。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尝试将文化、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多个领域衔接起来,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这是本论文的创新点。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法国从强化政治影响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如何强化自身地位、依托外交展现国家政治影响力。第二章:法国从实现法律感召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数部有传世影响的法律文献,论述法国法律意识与制度建设的前瞻性,以及法国通过影响国际社会制度构建来巩固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的强国路径。第三章:法国从巩固文化吸引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巩固语言优势、展示文教活力、输出价值观,论述法国利用文化资源实现强国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第四章:法国从扞卫经济竞争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对于建设有序、公平的国际经贸环境的贡献,以及搭建能够切实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平台的意识与努力。第五章:将法国营造优势地位与优良形象、把自身话语（观点与立场）通过制度外化的方式影响他者的经验,纳入到对我国新时代大国发展的思考中,总结有助于中国制定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启示,促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上升。
青彤[8]（2019）在《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次贷危机后,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正在形成,该框架旨在填补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明显差距,遏制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由于传统货币政策致力于解决价格稳定,而微观审慎监管一直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金融危机的教训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形成确保两个政策领域密切协调的政策框架,并明确监管机构在宏观层面上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目标。由此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新的宏观审慎监管旨在减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减轻系统性干扰,确保金融体系受到系统性冲击仍能保持其复原能力。为适应国际金融发展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2017年成立国务院直属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FSDC）负责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工作,这标志着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迎来重大变革,为“双支柱”调控框架创造了环境。2018年,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重归中国人民银行,这是我国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又一前提。由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前述一系列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回应: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双支柱”框架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迈向新时代,但也引发出一系列新问题。新的监管体系对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提出了新挑战。在“双支柱”框架完善过程中,其间经历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银保合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主要职能一并归于中央银行。因此,在“双支柱”框架下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主要职能与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宏观审慎体系中的职能、与微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主要论述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宏观审慎监管主要职能时如何与金稳会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协调。首先,阐述宏观审慎监管之意蕴、理论和职能协调之必要性。其次,比较分析美、英等国家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协调机构履行职能的权力边界和协调机制运行方式,并总结出它们的特性及其对我国当下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借鉴意义。再次,阐述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时与“双支柱”框架完善历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职能如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能以及微观审慎监管职能等协调现状,并阐述“双支柱”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与其他机构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进行协调所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经验,根据当下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实际进程和未来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出如何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之具体路径。
虢锐[9]（2019）在《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息差降低,银行迫切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中间业务中的个人理财业务越来越被关注。首批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兴业银行,在个人理财业务创新和发展方面,不断进行研究及探索,但与发展较好的同类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此外,伴随着余额宝为代表网络金融的发展,多类型三方公司产品涌入,金融监管持续强化,如何应对目前金融市场环境,结合银行本身业务发展特征,探索出合适的业务拓展策略,是兴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分层梳理,并结合营销管理及个人理财的相关知识基础上,通过分析目前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现状,并针对其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微观环境以及内部资源能力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明确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目标市场及市场定位,从个人理财业务定位策略、营销策略以及风险管理策略提出具体拓展策略,并给出具体实施步骤及保障措施。本文紧密联系银行的实际工作,在选择目标市场,明确市场定位,以客户为导向围绕客户、成本、便利、沟通以及风险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战略性又具有较强可操作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不仅有利于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且对于为其他商业银行的实际工作也能提供一定指导。
武俊松[10]（2016）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监管研究》文中认为全球正在致力于通过金融手段解决气候环境问题,降低二氧化碳等一系列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金融活动被定义为碳金融,其发展从法律基础来讲,起点普遍认为是“京都议定书”,具有自上而下的引导创新特点,研究金融监管对碳金融发展的影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剖析碳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论证了低碳背景下金融监管对碳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中国金融业监管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尽管我国金融监管在不断适应金融创新,从统一监管进化到分业监管,但金融监管还存在许多不足。研究碳金融发展的国际基础和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历程会发现,我国碳金融在有建立统一、独立的市场监管机构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有效的金融监管、形成比较严密的监管体系会遇到很多挑战。首先,关于碳金融架构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碳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在为社会发展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具有一般金融创新产品的负外部性特征,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非常必要。在碳金融的公共属性与金融监管创新方面,碳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一部分,在低碳金融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针对碳金融创新进行有目的监管。碳金融产品的公共属性内在地推动金融监管创新,碳金融创新发展的公共产品属性要求金融监管创新跟上,并积极参与碳金融创新的全过程,推动金融监管创新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积极研究和参与全球碳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过程。碳金融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性要求金融监管创新体系的建立,技术信息优势影响碳金融监管的效果。因此,本文建议碳金融监管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尽快参加和尽可能深入参与到国际碳金融监管规则制定过程中。通过参与碳金融国际发展的过程,可以使我国融入国际碳金融创新发展市场,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更好的机遇。其次,关于碳金融架构下金融监管创新的有效性。在碳金融监管的供给方面,我国存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滞后,金融法规缺乏严密性、对金融机构约束性差、能动性不足与国际金融发展的关联性欠缺等问题。国际环境污染治理框架,带动碳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碳金融交易市场运行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本文提出了打破银行和非银行业务界限,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设想。本文认为国有资本产权不明晰是寻租与俘获的根本来源,界限模糊的双轨制是租金产生的直接来源,信息不对称是寻租产生的重要原因。碳金融监管的寻租与俘获的存在,使碳金融监管成为社会的选择。碳金融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一般金融的发展之路,通过金融手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进而解决全球变暖带来的环境问题,具有监管引导的创新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型创新。金融监管创新对于碳金融的发展具有必要性。通过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也得出,碳金融架构下金融监管的创新对于碳金融的发展,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解决环境问题具有有效性。表现之一是GDP增长过程中金融监管作为影响因子,对于降低二氧化碳在GDP增长过程中的消耗强度有效。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发展金融监管介入是必要的,而且能够让创新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即金融监管具有效性。表现之二是从构建契合中国经济特征的碳金融监管机制入手,本文主张:一是在碳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碳金融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规则制定,既可以承担大国的责任,又可以为我国在国际新秩序中赢得话语权;三是推动国际碳金融区域性跨界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金融安全保障。最后,本文对碳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总结,并以构建适合我国碳金融监管的架构为出发点,提出了适应碳金融发展金融监管架构的创新和我国碳金融监管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二、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仍为首要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仍为首要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范围界定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2.4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形成与波动研究综述 |
| 2.1.1 资产定价理论研究 |
| 2.1.2 资产价格波动研究 |
| 2.2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研究综述 |
| 2.2.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属性研究 |
| 2.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研究 |
| 2.2.3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
| 2.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与监控研究综述 |
| 2.3.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测度研究 |
| 2.3.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与监控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的形成及其波动效应研究 |
| 3.1 资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机理分析 |
| 3.1.1 资产价格的理论基础 |
| 3.1.2 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机理 |
| 3.1.3 资产价格波动的流动性驱动机制 |
| 3.2 资产价格统计特征与泡沫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的统计特征分析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分析 |
| 3.3 资产价格的波动效应分析 |
| 3.3.1 研究设计 |
| 3.3.2 变量选取与检验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 |
| 4.1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典型事实 |
| 4.1.1 房地产危机 |
| 4.1.2 股票市场危机 |
| 4.1.3 银行业危机 |
| 4.1.4 回顾与分析 |
| 4.2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途径分析 |
| 4.2.1 预期途径影响分析 |
| 4.2.2 市场途径影响分析 |
| 4.2.3 流动性途径影响分析 |
| 4.3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3.1 基于金融机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3.2 基于宏观视角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 |
| 5.1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理论基础 |
| 5.1.1 微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理论 |
| 5.1.2 宏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理论 |
| 5.2 基于网络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体系构建 |
| 5.2.1 基于网络关联的测度分析 |
| 5.2.2 基于网络视角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体系构建 |
| 5.3 宏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5.3.1 金融系统压力指数 |
| 5.3.2 金融实力指数体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 6.1 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1.1 微观溢出效应分析 |
| 6.1.2 宏观溢出效应分析 |
| 6.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机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变量选取和实证模型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微观机构溢出效应小结 |
| 6.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时变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因果检验与模型估计结果 |
| 6.3.3 脉冲结果分析 |
| 6.3.4 宏观时变溢出效应小结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资产价格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研究 |
| 7.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理论基础 |
| 7.1.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理论发展 |
| 7.1.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方法演化 |
| 7.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与构建 |
| 7.2.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分析 |
| 7.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理念与原则 |
| 7.2.3 多维度风险监控体系的构建 |
| 7.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产价格监控 |
| 7.3.1 极端条件下信贷杠杆对资产价格波动冲击 |
| 7.3.2 基于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监控 |
| 7.3.3 基于资产组合的尾部风险度量与监控 |
| 7.4 基于资产价格视角的外生流动性冲击监控 |
| 7.4.1 外生流动性冲击监控基础 |
| 7.4.2 研究设计 |
| 7.4.3 初步检验与模型设定 |
| 7.4.4 正交脉冲响应分析 |
| 7.5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化监控 |
| 7.5.1 微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体系构建 |
| 7.5.2 微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监控 |
| 7.5.3 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监控效果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2）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综述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定义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
| 2.1.3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2.2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2.2.1 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和测算 |
| 2.2.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3 企业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2 社会交换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假设 |
| 3.2.2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假设 |
| 3.2.3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4 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4.1 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1.1 Levinsohn和 Petrin(2003)测算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
| 4.2 工具变量法与模型设定 |
| 4.2.1 工具变量的选择 |
| 4.2.2 局部平均处理效果 |
| 4.2.3 实证模型设定 |
| 4.2.4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描述统计 |
| 4.3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
| 4.3.1 工具变量的独立性假设 |
| 4.3.2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
| 4.3.3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 |
| 4.3.4 工具变量的单调性假设 |
| 4.4 一阶段(first stage)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简约式(reduced form)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6 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6.1 2SLS回归结果及分析 |
| 4.6.2 稳健性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5 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 |
| 5.1 基于企业所有制属性的异质性 |
| 5.2 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属性的异质性 |
| 5.3 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 |
| 5.4 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 |
| 5.5 基于高管薪酬水平的异质性 |
| 5.6 本章小结 |
| 6 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 |
| 6.1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的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 |
| 6.2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1 高素质员工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2 信贷资金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3 社会资本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理论启示 |
| 7.2.2 实践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保险机构资金运用行为的正当性基础 |
| 一、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业资金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 |
| 二、保险资金运用是投资型保险金融属性的现实吁求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法律定位 |
| 一、我国保险机构入市投资股票的政策法规沿革 |
| 二、我国股票市场中保险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定位 |
| 三、对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市场角色定位的反思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的目标 |
| 一、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 |
| 二、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单持有人 |
| 三、防止保险机构滥用资金优势 |
| 第二章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衍生的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事件概述 |
| 一、2015 年我国保险机构举牌上市公司事件 |
| 二、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的行为动因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衍生的风险 |
| 一、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偏离风险保障的主业 |
| 二、保险机构成为大股东控制权争夺的融资平台 |
| 三、保险机构挟庞大资金优势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 |
| 一、内部冲突:股东与保单持有人股票投资偏好的异质性 |
| 二、外部冲突:金融集团中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受不当操控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产生原因 |
| 一、资本结构理论下保险机构股东的代理问题 |
| 二、金融集团架构中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
| 一、我国保险监管规则对利益冲突防控力度不足 |
| 二、保险股东与保单持有人利益冲突的平衡路径 |
| 三、金融集团中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自主性 |
| 第四章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法律边界——以“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为视角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市场的角色错位及法制根源 |
| 一、我国保险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 |
| 二、我国保险机构财务投资与战略投资角色的背离 |
|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与收益性的矛盾冲突 |
| 第二节 我国台湾地区对保险机构滥用股票投资权限的争议 |
| 一、案例导入:我国台湾地区“中信入主开发金控”案例 |
| 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一的修改 |
| 三、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和实务界对“保险法”修改的论争 |
| 第三节 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下保险机构投资股票的法律边界 |
| 一、金融与商业分离的法理基础及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 |
| 二、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下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矫正 |
| 第五章 我国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的法律规制——以投资型保险为中心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的投资型保险问题 |
| 一、投资型保险的特点及其对现行保险法的挑战 |
| 二、投资型保险与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异化 |
| 第二节 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界定 |
| 一、我国投资型保险的主要类型及运作原理概述 |
| 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界定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投资型保险视阈中保险机构的信义义务 |
| 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信义义务的具体进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论文框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法国从政治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
| 第一节 联合国---法国重建大国实力的最佳阵地 |
| 一 法国对于联合国组建以及《联合国宪章》制订的贡献 |
| 二 法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 |
| 三 法国在国际外交中的特色与影响力 |
| 第二节 欧洲联盟---法国的“权力放大器” |
| 一 法国整合与影响欧洲的历史沿革 |
| 二 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法国意志：从强大的欧洲到强大的法国 |
| 三 法兰西文化中的“欧洲认同”与“欧洲观念” |
| 第三节 法语国家组织---法语传播力的核心阵地 |
| 一 法国在法语国家组织中的主导性地位 |
| 二 法语国家组织之于法国的特殊意义 |
| 三 法语在法语国家组织中的作用 |
| 四 法国与法语国家组织共迎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从法律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
| 第一节 法国法律意识与制度建设的前瞻性 |
| 一 罗马法对于法国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 |
| 二 大陆法系代表国家--法国 |
| 第二节 《论法的精神》对世界法治文明的启蒙影响 |
| 一 孟德斯鸠..西方法学理论与国家学说奠基者 |
| 二 《论法的精神》---为世界立法者立法 |
| 三 “三权分立”学说对于各国政体架构的原则性指导 |
| 第三节 《拿破仑法典》---欧洲法治社会的基石与立法典范 |
| 一 拿破仑与他的治国创举 |
| 二 罗马法之集大成者 |
| 三 《拿破仑法典》---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与立法典范 |
| 第四节 法国人权观念的世界性普及 |
| 一 法国人权观念及实践的创新性与普世性 |
| 二 法国《人权宣言》对于国际人权公约及宣言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国从文化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
| 第一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文化软实力全方位展现的舞台 |
| 一 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 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软实力构建 |
| 三 法语文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传播 |
| 第二节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法国复兴人文主义理念的竞技场 |
| 一 推动现代奥林匹克复兴的法国社会人文环境 |
| 二 “奥运之父”顾拜旦的“法式”人文情结 |
| 三 法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三节 法国在文化全球化环境中的适应力与创造力 |
| 一 文化全球化下的法语推广 |
| 二 法语国家大学联盟的文化传播力 |
| 三 法国高等教育国家战略融入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整合的进程 |
| 四 法国影视听传播网络的攻坚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国从经济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
| 第一节 法国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特点 |
| 一 道德正义和实际利益的平衡 |
| 二 法国“经济爱国主义”的执着与妥协 |
| 三 在传统中寻求振兴经贸的创新点 |
|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法式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普及 |
| 一 《法英商约》--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雏形 |
| 二 当代国际自由贸易框架下的“多样性”本色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国影响世界金融政策走向的阵地 |
| 一 法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 法式思维在影响IMF决策能力上的体现 |
| 三 法国推动“欧洲联合文化”,建构欧盟在IMF的影响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对中国强国战略实施的 |
| 第一节 法国国家人文吸引力战略对中国树立文化自信的启示 |
| 第二节 法国国际政治生态观对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 |
| 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之理论与现实必要性 |
| (一)宏观审慎监管之意蕴及其理论 |
| (二)我国完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之探索 |
| (三)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界分与构建协调机制之理论与实践必要性 |
| 三、国外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
| (一)国外宏观审慎监管协调之主要模式 |
| (二)英美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
| 四、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之现状及局限 |
| (一)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与金稳会职责之协调及局限 |
| (二)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职能协调之现状及局限 |
| (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协调 |
| 五、完善我国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 |
| (一)建立大数据下的信息共享机制 |
| (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 |
| (三)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 |
| (四)积极探求国内金融立法与国际金融规则协调一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环境分析 |
| 2.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概况 |
| 2.1.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发展概况 |
| 2.1.2 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情况 |
| 2.1.3 个人理财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
| 2.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外部环境分析 |
| 2.2.1 宏观环境分析 |
| 2.2.2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
| 2.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内部资源能力分析 |
| 2.3.1 资源 |
| 2.3.2 能力 |
| 第3章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设计 |
| 3.1 业务拓展策略设计的目的与原则 |
| 3.1.1 设计目的 |
| 3.1.2 设计原则 |
| 3.2 个人理财业务定位策略 |
| 3.2.1 市场细分 |
| 3.2.2 目标市场定位 |
| 3.2.3 业务定位 |
| 3.3 个人理财业务营销策略 |
| 3.3.1 顾客策略 |
| 3.3.2 成本策略 |
| 3.3.3 便利策略 |
| 3.3.4 沟通策略 |
| 3.4 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策略 |
| 3.4.1 风险识别 |
| 3.4.2 风险评价 |
| 3.4.3 风险控制 |
| 第4章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的实施 |
| 4.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实施步骤 |
| 4.1.1 拓展策略启动 |
| 4.1.2 拓展策略运作 |
| 4.1.3 拓展策略控制 |
| 4.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实施保障 |
| 4.2.1 拓展策略实施的障碍 |
| 4.2.2 拓展策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碳金融内涵界定 |
| 1.2.2 碳金融体系构建 |
| 1.2.3 金融监管理论演进 |
| 1.2.4 金融监管的价值研究 |
| 1.3 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碳金融监管及其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1 市场失灵理论 |
| 2.1.1 自然垄断监管理论 |
| 2.1.2 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 |
| 2.1.3 公共产品论 |
| 2.1.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 金融自由化理论 |
| 2.3 金融内在风险理论 |
| 2.3.1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3.2 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 |
| 2.3.3 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 |
| 2.4 经济和金融监管理论 |
| 2.4.1 政府掠夺理论 |
| 2.4.2 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 |
| 2.4.3 管制寻租理论 |
| 2.4.4 管制的辩证法 |
| 2.4.5 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
| 2.4.6 监管激励理论 |
| 2.4.7 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理论 |
| 2.5 碳金融监管理论 |
| 2.5.1 碳金融监管的运行机理 |
| 2.5.2 碳金融监管与传统金融监管的比较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监管模式变迁与碳金融监管 |
| 3.1 国际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 |
| 3.1.2 国际碳金融发展历程 |
| 3.1.3 国际碳金融监管的创新 |
| 3.2 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
| 3.2.1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 |
| 3.2.2 我国低碳发展的历程 |
| 3.2.3 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与问题 |
| 3.3 国内外碳金融监管现状的比较 |
| 3.3.1 欧盟碳金融监管现状 |
| 3.3.2 美国碳金融监管现状 |
| 3.3.3 我国碳金融监管现状 |
| 3.3.4 国内外碳金融监管的差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碳金融架构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
| 4.1 碳金融的外部性与金融监管创新 |
| 4.2 碳金融的公共属性与金融监管创新 |
| 4.3 碳金融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与碳金融监管 |
| 4.3.1 技术信息优势对碳金融参与者的影响 |
| 4.3.2 碳金融监管创新保障碳金融稳健运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碳金融架构下金融监管创新的有效性 |
| 5.1 碳金融有效监管的目标模式 |
| 5.1.1 碳金融监管有效性目标与产权制度安排 |
| 5.1.2 碳金融有效监管依赖内控制度的重构与完善 |
| 5.2 碳金融有效监管的原则 |
| 5.2.1 适度竞争原则 |
| 5.2.2 有效干预原则 |
| 5.2.3 依法监管原则 |
| 5.3 影响碳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因素 |
| 5.3.1 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滞后 |
| 5.3.2 寻租与俘获 |
| 5.3.3 界限模糊的双轨制 |
| 5.4 碳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5.4.1 碳金融监管与碳减排实证分析 |
| 5.4.2 碳金融监管与能源利用率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完善现行监管手段 |
| 6.2.2 建立多层次监管结构 |
| 6.2.3 碳金融监管与相关规制的协调与配合 |
| 6.2.4 我国碳金融监管应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6.2.5 加强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
| 6.2.6 建设政府、企业和个人信用 |
| 6.2.7 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 |
| 6.3 研究的进一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仍为首要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刘骏斌. 东南大学, 2020(02)
- [2]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4]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李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D]. 胡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D]. 夏正华. 武汉大学, 2019(06)
- [8]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协调机制研究[D]. 青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个人理财业务拓展策略研究[D]. 虢锐. 湖南大学, 2019(07)
- [10]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监管研究[D]. 武俊松.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