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皇太极的文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宋兴家[2]（2021）在《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文中提出清代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针对奴仆的立法。清代官方制定关涉奴仆的法规数量大,增订次数频繁,这些法规主要散布在清律、会典之中,未独立成为单一的法律文本。从内容上来看,相关法规对奴仆制度的存续、奴仆的身份与地位、主奴关系的调节等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从法律来源来看,这些法规存在满汉两种法源。本文主要借助对清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与奴仆相关法规的历时性梳理,揭示清代立法中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继而探究满汉法律在融合过程中,对旗民社会中奴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尝试在与明代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呈现清代社会演进中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趋势。入关前的旗人社会盛行奴仆制度,已形成关于奴仆身份、地位的一些习惯法。其时旗下社会的身份层次简单,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相关习惯和法规虽强调家主对奴仆的所有权,却规定家主不能轻易杀伤家中奴仆,奴仆可通过举首家主非法行为的方式离开家主;相关法条主要围绕主奴间关系展开,不大注重区分奴仆与良人之间法律的地位差异。顺治初年所定清律大体沿用明律,禁止庶民家存养奴仆,规定奴仆是一个身份低于庶民,对家主及其亲属有着较强依附性的人群,是等级化社会中地位最低的人群。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存养奴仆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顺治、康熙年间立法规范旗下买卖人口,逐渐认可旗人通过白契买卖奴仆的行为,打击抢夺拐卖人口的罪行。官方沿用和增订了奴仆犯法家主连坐、以人准债、逃人法等入关前的法规。还比照顺治律内容,对红白奴仆的法律地位进行分等,制定家主与奴仆相犯如何处置的条例。顺康年间官方为旗人新制定的法规,既表现出对入关前法条的吸收和继承,又呈现了满汉法律融合的态势。雍正、乾隆年间修律,将此前沿用的满洲法,及依照顺治律和满洲法精神新制定的一些条例整合到清律中,再比照律意对这些条例进行取舍。其结果是,律中带有满洲特色的条例逐渐减少,仅剩的法条亦是融合有满汉两种法源的条例。雍正、乾隆年间立法向旗人看齐,解除对民人存养奴婢的限制。旗下奴婢法律身份比照顺治律进行了重塑,主奴关系更为严肃,奴仆地位愈发下降。结合清前期法规的修订情况来看,明显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满汉法律融合使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罪犯及家属罚为奴的刑罚更加普遍。籍没、发遣为奴这些带有鲜明满洲因素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发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在乾隆年间再度兴盛,将叛犯家属罚为奴成为清代皇帝恩赏旗下功臣的重要手段。满汉法律融合导致满洲法中允许普遍存养奴婢及将人视为财产的观念,与汉族严肃、体系化的身份制度融合,凝聚出一种允许社会普遍蓄奴,且注重维持奴婢的低贱身份,还强调奴仆对家主依附关系的法律精神。清代社会结构的重组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奴仆群体扩大,旗民社会中主奴关系得到强化。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认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钟焓[4]（2021）在《1635年皇太极获取“制诰之宝”的政治意义试析——以传国玉玺与成吉思汗哈斯宝的性质比较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来不少国外学者将1635年皇太极获得所谓林丹汗的传国玉玺的意义定性为继承了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统治合法性。本文认为,皇太极对玉玺事件的操控与利用主要还是着眼于其处理内政的需要,即加速实现将原有汗权统治体制改造升级为中央集权化的帝制模式,从而满足自己对君权扩张的政治需求。它并不意味着皇太极由此拥有了统治蒙古或内地的君权合法性,且从实际效果来看对该玉玺的占有也未促使尚在后金控制区域之外的漠北蒙古和内地汉人前来归顺或大量投诚。
李治亭[5]（2020）在《清军入关辩》文中研究说明清军入关,是明清易代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针对学术界的种种说法,特提出"四辩":一是清军入关并非偶然,实属必然;二是清军入关志在天下一统,所谓"征服说"非理;三是清军入关,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与农民起义军同属新兴的政治势力,而明朝已堕落为落后势力的代表;四是清军入关,揭示吴三桂降清真相:于危难之际向清"请兵"非"请降",为报"君父之仇",直至山海关大战前几个时辰,始表态降清。通过"四辩",肯定清军入关的正当性,实现中国重新统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符合亿万百姓求安、求统一的心愿。
刘月[6]（2020）在《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文中提出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代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在中原的帝位,建立明朝。公元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身亡,清世祖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这一时期除了明政权,在中国的北方有蒙古族为中心的政权,在东北有女真族各部。明朝与蒙古族政权、女真各部相始终,直至17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整合女真各部,建立独立政权“大金”,并征服了蒙古各汗王,这三部势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作为承接中国大一统政权元朝与开启中国大一统政权清朝的中间点,明朝与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思想研究尤为重要。明朝作为一个汉族政权,在“中国”认同方面有自身的特点,除了认为自己是中国外,还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与明朝并存的蒙古族政权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后裔,也认同明政权是“中国”。女真各部的“中国”认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期认同明政府的管辖,自认是明政权的一部分,后期努尔哈赤建立独立政权“大金”,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金朝的接续者。本文以1368年-1644年的明政权、蒙古族政权、女真族各部为研究对象,除绪论、结语外分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中国”认同进行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对明朝的“中国”认同进行研究,按照明朝“中国”认同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划分四个主要阶段,详细分析明朝在不同阶段的“中国”认同。明太祖所认为的“中国”,既包括汉人、汉文化、中原、明政权,还包括明朝统治范围所达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重要的是具有承认辽朝、金朝、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蒙古族北元是元朝的继续的历史认同。明成祖的“中国”认同思想即继承了乃父又有所改变,他同样认为“中国”指明政权、中原、儒家文化,认为元朝在中国正统王朝“天命”传承系统内,北元是元朝的接续。明成祖更加强调“华夷一家”的思想,大力招降和任用蒙古、女真降官,认为他们同属“中国”。“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国”认同的第一个转变节点,“土木之变”前保持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给蒙古、女真降明官兵比汉族官兵更高的待遇。“土木之变”以后,对“中国”的认识变得狭隘,指称明朝、中原、汉族王朝。嘉靖时期是明朝“中国”认同转变的另一节点,出现了将元世祖撤历代帝王庙祭祀与私修史书《宋史质》中将元朝剔除正统的王朝的事件。明世宗将元世祖祭祀撤出历代帝王庙是由于蒙古各部抄掠明边,矛盾激化下舆论的要求,还出于明世宗的迷信思想,认为元世祖祭祀影响明蒙战争胜负。这一时期明统治者不再对反元的言论进行压制。虽有一部分人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但明官方没有废除洪武年间官修《元史》的正统地位,仍有一部分学者认同元朝的正统地位。第二部分是1368年-1644年蒙古的“中国”认同,按照自我认同和对明朝的认同划分为三节。首先,蒙古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继承者。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以后并没有放弃推翻明朝,恢复大元的愿望,维持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在舆论上宣传朱元璋窃取元朝政权,明政权的非法性。脱古思帖木儿以后,虽然北元无法推翻明朝统治,但仍以中国王朝元朝的后裔自居,北元大酋俺答汗等,在与明朝的交往中自称“大元”,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教二道”思想,重新构建“大元”。其次,北元重视传国玺,认为传国玺是正统王朝的象征,得穿过玺者得中国正统统治者地位,北元内部各种势力对传国玺展开争夺。也先得到传国玺后,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自认是中国元朝后裔,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正统政权。最后,在北元认识到无力推翻明朝以后,也承认明朝是中国王朝,藏传佛教影响下,北元构建“五色四夷”指代“大元”,明朝也包括在内,北元与明朝相互对立,又统一于“五色四夷”。第三部分是1368年-1644年女真的“中国”认同,具体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政权的。首先,建州女真各部归附明朝,认同中国明朝政权,成为明朝政治体的一部分,是女真对明朝的政治认同。胡里改部女真归附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卫。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降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左卫,设卫后协助明朝捉拿叛明的女真首领杨木答兀。斡朵里部首领把尔逊归降明朝后,保卫明朝疆土,阻止了朝鲜王朝的北进。其次,海西女真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归附明朝,成为明朝的一部分,并协助明朝处理女真事务。明末,海西女真首领王台忠于明朝,抓捕叛明的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体现出了海西女真对中国王朝明朝的政治认同。最后,明朝后期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政权,以中国王朝金朝的后裔自居。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归降皇太极,献元“制诰之宝”,皇太极称此印为“元传国玺”,试图通过传承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志,为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寻求理论根据。
魏明贺[7]（2021）在《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朝入关前,历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君主。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并初定八旗体制。皇太极为强化君权进而能够实现集权统治而进行官制改革。六部成为“参汉酌金”原则实践下的产物,六部承政群体成为皇太极所直接控制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本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部分笔者对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的设置背景进行论述,表明六部承政的设置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对清入关前六部承政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笔者对六部承政群体及典型个案进行探讨,通过对清入关前六部承政主要职能的论述,便于我们深刻理解皇太极时期政权过渡性特征。第三部分笔者总结了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所体现的历史特征;并探讨了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在清初中央官制的创建与完善、八旗体制向国家体制转变进程及清初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具体贡献。本文立足皇太极时期,对六部承政群体进行深入分析,进而表明此时期所呈现的设官原则成为有清一代民族性特征的滥觞。
冉诗泽[8]（2020）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绵不绝和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原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皆是感知和实行这一原动力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这正是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中国”却始终存在并向“大中国”嬗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丰富和实践“大一统”理念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要么参与到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要么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为之努力奋斗,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关切还不够,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作系统性论述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对此想作一番尝试性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即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调适与发展;清朝满洲族大一统思想的成熟与成功实践。以时间和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的特点与成效分阶段进行论述,以反映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在内容与实践上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将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探寻各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从刘渊建立“汉国”政权始,少数民族开始纷纷加入追求“大一统”的行列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正统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集“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并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并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历程中,“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华夷之辨”向“华夷一家”转变,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将汉人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整体向“华夷一家”的新“大一统”观的转变和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希望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史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力图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综合性的考察,探寻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特点,以期加深我们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我们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陈铭浩[9]（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刘丽敏[10]（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认为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二、略论皇太极的文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皇太极的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参考文献综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五 文章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清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的差异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习惯法中的奴仆 |
| (1)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 |
| (2)奴仆的身份与地位 |
| (3)将罪犯罚为奴的刑罚 |
| 第二节 顺治律对奴婢身份地位的规定 |
| (1)禁止庶民之家蓄奴 |
| (2)律中奴婢身份与地位相关条款 |
| (3)“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律与旗民差异 |
| 小结 |
| 第二章 顺康年间旗下奴仆法条的更定 |
| 第一节 对旗下买卖奴仆的立法 |
| (1)规范旗下买卖人口的法条 |
| (2)立法认可白契奴仆 |
| (3)禁止抢夺拐卖人口的条例 |
| 第二节 对入关前法条的沿用与增订 |
| (1)奴犯坐主相关法条 |
| (2)以人准债的条款 |
| (3)对女仆婚姻的规定 |
| (4)家长管教奴仆的条款 |
| (5)逃人法中对财产权的强调 |
| (6)与奸罪相关的条款 |
| 第三节 相关条例对顺治律的吸收 |
| (1)奴仆法律地位的分等 |
| (2)家主杀伤奴仆相关条例 |
| (3)奴仆侵犯家主相关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雍正、乾隆年间奴仆法律的满汉融合 |
| 第一节 雍正律中调合满汉奴仆法律 |
| (1)增例中满汉画一 |
| (2)钦定例中沿用部分满洲法条 |
| 第二节 乾隆律中满洲奴仆相关法条的消融 |
| (1)满洲法条的逐渐消融 |
| (2)其它奴仆法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乾隆三十三年律对主奴关系的强化 |
| (1)红白契奴仆法律身份的严肃 |
| (2)主奴相犯法条的细密 |
| (3)赎身奴婢与家主的依附关系法条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满汉法律融合过程中旗民奴仆法律地位的变迁 |
| 第一节 旗下主奴关系的重塑 |
| (1)旗人法条对律中主奴关系的接受 |
| (2)奴仆首告家主法条的消亡 |
| (3)接受律中的身份概念 |
| 第二节 民人存养奴婢的普遍化 |
| (1)清初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 |
| (2)开放民人蓄奴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以人为奴刑罚的泛滥 |
| 第一节 籍没为奴的刑罚 |
| (1)籍没刑罚的扩张 |
| (2)籍没刑罚与律文的冲突 |
| (3)司法实践中籍没刑罚的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发遣为奴的刑罚 |
| (1)发遣为奴刑罚的形成与普遍化 |
| (2)发遣为奴的适用人群 |
| (3)对发遣为奴人员的处置 |
| 第三节 入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 |
| (1)清初“入功臣家为奴”者不入功臣家 |
| (2)乾隆年间给功臣家为奴刑罚的郑重实施 |
| (3)发功臣家为奴的赏赐情况 |
| 小结 |
| 结论 |
| (1)律例之间的差异冲突与满汉法律融合 |
| (2)清代奴婢制度的扩张 |
| (3)主奴关系的强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清军入关辩（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军入关是偶然还是必然 |
| 二清军入关是“征服”还是统一 |
| 三清军入关是代表先进还是落后 |
| 四吴三桂降清的历史真相 |
| 结语 |
（6）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1.3.2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3.3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2.1 奠定基调:明太祖的“中国”认同 |
| 2.1.1 继承传统“中国”认同思想 |
| 2.1.2 明朝政权统治下的疆域是“中国” |
| 2.1.3 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以及北元是元朝的后裔 |
| 2.1.4 承认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正统王朝 |
| 2.2 华夷一家:明成祖的“中国”认同 |
| 2.2.1 明成祖对“中国”一词的理解 |
| 2.2.2 元朝与宋、明一样是共同承受“天命”的正统王朝 |
| 2.2.3 北元是丧失“天命”的元朝后裔 |
| 2.2.4 “华夷一家”与多民族“中国” |
| 2.3 “土木之变”与“中国”认同的转变 |
| 2.3.1 宣德时期至土木堡之变前“中国”的涵义 |
| 2.3.2 宣德至正统明朝对蒙古、女真归降官军的优越政策 |
| 2.3.3 “土木之变”后明朝“中国”认同与变化 |
| 2.4 嘉靖时期取消元世祖祭祀与私修史书去元正统地位 |
| 2.4.1 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与撤出历代帝王庙 |
| 2.4.2 明人对元世祖祭祀裁撤的讨论 |
| 2.4.3 明世宗撤出元世祖祭祀的原因 |
| 2.4.4 明代私修史书对元正统性认识变化与《宋史质》的编纂 |
| 2.4.5 一部分明人仍认同元朝是正统王朝 |
| 第3章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3.1 以中国正统王朝“元朝”后裔自居 |
| 3.1.1 元顺帝退出大都至鬼力赤时期:北元为恢复“大元一统”做出努力 |
| 3.1.2 俺答汗与博迪阿拉克汗自称“大元” |
| 3.1.3 “政教二道”立国与恢复“大元” |
| 3.2 元传国玺在北元内部的传承与对中国正统政权的争夺 |
| 3.2.1 元传国玺的由来与所蕴含的正统政权含义 |
| 3.2.2 元传国玺在蒙古地区的传承 |
| 3.2.3 本雅失里至也先:传国玺的争夺 |
| 3.3 “五色四夷”:北元与明朝是同为“中国”的两个对等政权 |
| 3.3.1 “五色四夷”的国家观 |
| 3.3.2 北元承认与明朝同属“中国” |
| 第4章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4.1 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1.1 阿哈出到李满住:建州卫设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2 猛哥帖木儿归明:建州左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3 把儿逊与浪孛儿罕:毛怜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2 海西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2.1 明朝初期海西女真的大规模归附明朝 |
| 4.2.2 海西女真的积极内附 |
| 4.2.3 海西女真服从明朝的指示 |
| 4.2.4 海西都督王王台对明朝的认同 |
| 4.3 17世纪初女真自认中国政权金朝后裔与自称“大金” |
| 4.3.1 天聪九年以前自称诸申 |
| 4.3.2 自称中国正统王朝“大金” |
| 4.4 “制诰之宝”与皇太极对“中国正统”形象的塑造 |
| 4.4.1 元国玺“制诰之宝”到“历代传国玺”的流变 |
| 4.4.2 “制诰之宝”首先归于博硕克图汗之说的原因与内涵 |
| 4.4.3 获“制诰之宝”后与朝鲜关系的改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研究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四、本课题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的设置及沿革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设置的背景 |
| 一、皇太极时期的外部环境 |
| 二、皇太极时期内部的统治需要 |
| 第二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设置及发展 |
| 一、初设承政 |
| 二、承政制度的调整 |
| 三、承政称谓的废止 |
| 第二章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概述及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概述 |
| 一、满洲承政群体 |
| 二、汉军承政群体 |
| 三、蒙古承政群体 |
| 第二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的主要职能 |
| 一、六部承政的本部职能 |
| 二、六部承政的其他职能 |
| (一)奉旨行事 |
| (二)劝谏皇帝(汗) |
| 第三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个案分析 |
| 一、户部满洲承政英俄尔岱 |
| 二、吏部蒙古承政满珠习礼 |
| 三、刑部汉军承政孟乔芳 |
| 第三章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特征及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的特征 |
| 一、承政称谓设废适应了统治需要 |
| 二、承政人员构成突显了“首崇满洲” |
| 三、承政职能转变体现了由泛至专 |
| 第二节 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的历史贡献 |
| 一、参与了清初中央官制的创建与完善 |
| 二、推动了清初八旗体制向国家体制的转变进程 |
| 三、促进了清初经济文化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
| (二)大一统思想与传统夷夏观研究 |
| (三)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相关研究 |
| (四)大一统思想与中国疆域、边疆治理研究 |
| (五)少数民族与大一统思想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 |
| 第一节 东亚大陆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东亚大陆各民族间的频繁互动 |
| 第三节“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与传承 |
| 第二章 走向华夏: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十六国“五胡”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塑造正统王朝形象 |
| 二、否定“夷不可为君”论 |
| 三、追求混一六合之疆域 |
| 四、谋求六合为一家 |
| 第二节 北魏拓跋鲜卑的“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 |
| 一、建立代国与入主中原之志 |
| 二、向中华正统王朝转变 |
| 三、混一戎华之志 |
| 四、建立众星拱极的朝贡体系 |
| 五、混各民族为一家 |
| 第三章 重塑“中国”: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调试与发展 |
| 第一节 辽契丹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大中央国”的建设与实践 |
| 二、“北极之下为中国”之“大中国” |
| 三、“华夷同风”观与正统构建 |
| 第二节 金女真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中外一统”与“混一天下”之志 |
| 二、明确提出“天下一家”思想 |
| 三、“大中国”观的继续发展 |
| 第三节 元蒙古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建立世界帝国的雄心 |
| 二、统一海内与威服海外 |
| 三、天下与中国首次重合 |
| 第四章 多元一体:清朝“大一统”思想成熟与成功实践 |
| 第一节 从“满汉一体”到“万物一体” |
| 第二节“天下一统”与清朝中国观的发展 |
| 结语 |
| 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 |
| 二、从“华夷之辨”走向“华夷一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清太祖至清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清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宁完我的“参汉酌金”思想 |
| 第四节 岳托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祖可法和张存仁的“伐明三策” |
| 第二章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范文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史可法的“联清灭寇”思想 |
| 第四节 洪承畴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章 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陈名夏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党争中的异化 |
| 第三节 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黄宗羲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
| 第六节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章 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圣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施琅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三节 蓝鼎元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吕留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 |
| 第五章 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年羹尧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岳钟琪的“以夷攻夷”和“畏威怀德”思想 |
| 第四节 鄂尔泰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曾静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六章 清前期帝王与历代着名帝王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一节 清太祖与金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二节 清太宗与金太宗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三节 清圣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节 清世宗与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总结 |
| 附录 清前期民族关系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外边界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界交涉 |
| 一、俄国的东侵与中国游牧民族的抵抗 |
| 二、早期中俄的边疆冲突 |
| 三、中俄边界战争与边界确定 |
| 第二节 中朝边界交涉 |
| 一、明朝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交涉及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二、清朝与朝鲜的勘界交涉 |
| 三、长白山定界与莽牛哨设置交涉 |
| 第三节 中越边界交涉 |
| 一、清初中越边界演变与交涉 |
| 二、越南对华领土索求与清廷的应对 |
| 第二章 中外边民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民事务交涉 |
| 一、中俄“逃人”事件交涉与越境边民问题 |
| 二、边民管理及交涉之法律程序 |
| 三、中俄私越边境之法令条例及相应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一、17世纪前期的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二、17世纪中后期的中朝边民管理及交涉 |
| 三、清廷让步与朝鲜边民管理权的加强 |
| 第三节 中越边民事务交涉 |
| 一、清越边民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 |
| 二、越南对在越华侨的政策 |
| 第三章 中外边贸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贸事务交涉 |
| 一、早期中俄贸易与俄国对华贸易障碍 |
| 二、中俄边贸管理机构与“停市”交涉 |
| 三、贸易地点交涉与税收交涉 |
| 四、边境走私贸易交涉与边贸欠款追讨 |
| 第二节 中朝边贸事务交涉 |
| 一、后金武力威胁与入关前的金鲜边贸 |
| 二、入关后的清鲜边境贸易 |
| 第三节 中越边贸事务交涉 |
| 一、中越陆路交通要道与互市关口 |
| 二、清越边贸管理 |
| 第四章 中外边务交涉之比较 |
| 第一节 边界交涉之比较 |
| 一、边界交涉的实质 |
| 二、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宗藩道义之较量 |
| 三、从模糊的“边疆”到清晰的“边界” |
| 第二节 边民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民事务交涉的实质 |
| 二、封贡体系下边民问题交涉比较 |
| 三、边民管理权争夺与比较 |
| 第三节 边贸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贸交涉的实质 |
| 二、边贸税收与边贸场地 |
| 三、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之比较 |
|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 17-18 世纪中外边务交涉大事记 |
| 附录二 17-18 世纪中朝越俄四国君主在位时间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四、略论皇太极的文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D]. 宋兴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1635年皇太极获取“制诰之宝”的政治意义试析——以传国玉玺与成吉思汗哈斯宝的性质比较为中心[J]. 钟焓. 清史研究, 2021(01)
- [5]清军入关辩[J]. 李治亭. 清史论丛, 2020(02)
- [6]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D]. 刘月. 吉林大学, 2020(03)
- [7]清入关前六部承政群体研究[D]. 魏明贺.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D]. 冉诗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9]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10]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