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文学与理性意识

一、人文主义文学与理性自觉（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青^[1]（2021）在《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文中指出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西化,传扬各种主义和现代精神,并将之奉为创造新道德、新文化的利器时,早在19世纪末,美国着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就注意到了一个他们有意扬弃的问题:两希文化及中国儒学保有的古典视野,以神性、人性和物性三个维度看待生活的视野,一种复杂和整全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抛弃和遮蔽。那时,世界主流的文化已嬗变为大多数人青睐理性及生存问题。这致使很少人追问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起于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面对此危机,白璧德选择了回归古希腊哲学,并承认基督教对人的德性有救拔作用,认为此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次要之事僭越了道德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新道德成为宗教代替品的新局面,最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白璧德对卢梭的批评,正好重申了这一古典视野,道出了现代危机的种种面貌。以此视野看待中国问题,才能找到当时吴宓关心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核心是文化与道德。但是,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要核问题,即道德问题时,遗忘了神性、人性和物性并存于生活的古典视野,那么,他们只能将这场论争看成是门派之争,或者是同一生存视野之下的主义之争,而无法回答新旧道德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文学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吴宓借鉴白璧德的道德思想,重申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秩序关系。他在批判维新者崇奉的科学主义时,批判的并非是科学主义本身,批判的是维新者引入科学主义之时,遮蔽了古典视野,进而引发了诸多危机。这一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许有所启示。

季婧^[2]（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郑帅^[4]（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张惟喻^[5]（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黄健^[6]（2020）在《科学的迷梦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批判》文中提出后现代性语境中,文学研究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边界不断被打破,由此引起文学科学定位的失衡,及其内在科学性具体内涵的模糊。而且,长期以来对于“科学”的片面理解,造成人们在观念上将“文学”与“科学”决然对立。不过,与文学科学在理论层面的举步维艰的处境完全相反,在现实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文学科学却仍然十分契合实践的需要。这些事实表明文学科学的科学性内涵急需反思和重构。“文学科学”意指对一切文学现象、文学活动和文学规律进行研究,从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在广义上与文学研究、文艺学、文学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基本同义;在狭义上主要是指在现代性语境下作为文学知识生产机制和研究范式的一种体现,是现代学术研究体制的产物。本文对文学科学内涵的探讨主要取其狭义层面。文学科学的生成源自两种因素的合力,即现代性语境从外部促进了文论现代范式的生成,以及在文学研究内部发生了从现代文学观念成熟到现代文学研究生成的渐变。文学科学的基本内涵通过其科学性表现和科学化进程两方面获得。文学科学的科学性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标准等方面,而文学科学的科学化进程,则从历时性角度佐证各时期对于文学科学性的探讨。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纵观他们的文论体系,其中最突出的理念是对于文学科学化的追求。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研究对象、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等三个层级作出突破与完善;其二,基于实证主义原则的形式化思维的运用;其三,语言学研究视角的介入。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们借助于语言学研究视角,从而找到了文学研究的客观基础——作品本身及其语言形式,也因此极大地扭转了人们关于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过,形式主义的文学科学论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源于研究对象、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内在缺陷;其二,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形式化思维的负面影响;其三,语言学视角的适用度问题。这些不足使得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的科学性表现并不完整,因而是片面的科学性。在后现代语境下,随着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终结,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从这种转折中也能见出形式主义科学迷梦破碎的缘由。必须指出的是,从科学迷梦破碎到语言游戏愉悦的批判历程,并不能表明后现代性话语的立场就构成了批判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的最终结论。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如何构建文学科学的科学性才是当前首冲其要的关键点,唯有秉持开放、包容、多元的历史发展视域,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并行,才有可能趋向文学科学的科学性的相对真理。因而对待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迷梦不能以对错得失判定其价值,而是对其甚至所有的文论进行批判、反思和借鉴,以完善文学科学的科学性内涵。本文结构展开如下:前言,提出问题及研究重点;第一章,现代性与文学科学;第二章,文学科学的基本内涵;第三章,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的具体体现;第四章,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迷梦的批判;最后作出总结。

易建力^[7]（2020）在《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文中指出文艺生态学是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热潮中诞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早期关注的学者较少,只有鲍昌、古远清、张松魁、高翔、范军等人涉足。这一时期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在学科界定、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文艺生态学的学科框架以及理论范式,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文艺生态学内部开始分化,相继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学批评（也称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诗学。与前期的综合化研究路径不同,分化后的文艺生态学走向了精细化、专门化的研究方向,在研究视角上则继承了文艺生态学前期研究中注重从外部因素入手来研究文学的传统,但又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批评,甚至有摒弃文学批评向单纯的文化批评的倾向。关于文艺生态学学科历史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尚未发现一篇有关文艺生态学学科史的研究专文。在偶尔涉及到此课题的论文当中,学者们也似乎更愿意研究生态文艺学或者生态批评的发展历史,对文艺生态学作为学科则关注不多。自2000年鲁枢元首次提出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之后,文艺生态学便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生态批评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其“重文化批评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上,但对于其作为一种批评流派的合法性,学者们少有异议,而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则持肯定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从学科史的角度入手,对每种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探究,最终发现文艺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同,文艺生态学批评是其批评方法,而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均为文艺生态学批评的组成部分,生态诗学是文艺生态学的另一种名称,而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则是文艺生态学及其批评方法的理论指导。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作了说明,并就文艺生态学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做了梳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做了介绍,此外,还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界定进行了说明;正文第一章从影响文艺生态学兴起的外部原因——政治、经济、生态危机、人文土壤、星球意识以及内部原因——对自然写作的呼应、文艺理论的自我革新等两大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大体划分出其兴起、分化、建设、深化、新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并在肯定其学科地位合法性的基础上,对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的从属地位进行了论证;第三章对文艺生态学两个核心范畴:“自然”与“和谐”的内涵和确立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第四章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纳与评析;第五章则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并就“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和“文本内在中和性”等问题,结合自身感悟,作了一些简单的思考,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崔丹^[8]（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陈英红^[9]（2019）在《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文中研究表明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荣获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她的小说对人性的精彩描绘,这是对她小说中深厚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赞誉。她的小说以人性、理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同时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了另一个罕为人知的惊人世界,实践着消解绝对价值的创作主旨,并以断裂的、含混的,甚至矛盾的艺术方式予以呈现,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关系、探索她创作思想的形成原因,可为研究人文主义思想、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参考个案。西方人文主义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思潮,以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关怀为核心内容,以批判和重塑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19世纪达到发展巅峰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逐渐表现出其忽略人自身局限和科学有限性的人类中心论、唯理性和科学论及世俗至上论的潜在隐患,这也成为其现代发展的瓶颈,并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批判。随着20世纪反思传统观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持续影响,思想界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也不断深入。艾丽丝·门罗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启示的反思传统观念的思想影响,其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批判与超越。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出发点,关怀人自我保存的生存需求、尊重理性和科学对于消除愚昧和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价值,也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同时,她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以存在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指导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不合理认知的反思。她的小说通过强调与人的主动性并存的人的被动性、展示自然的力量,证明了忽视人的局限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狂妄;通过揭示绝对理性的虚幻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批判了漠视理性和科学有限性、确信理性和科学是解决人一切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唯理性和科学论;通过呈现自由至上和利益为先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质疑了忽略自由限度和人与生俱来的责任的世俗至上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重塑: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妄想,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构建着眼于未来的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关系,并积极面对世界的偶然性;以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对待理性和知识问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在辩证法引导下正确看待知识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追求脱俗的世俗理想,寻求超越自我的自由,并建立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以走出传统人文主义的世俗至上论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艾丽丝·门罗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其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小说以非线性叙述、元叙述等表现离散性的叙事,解构文本的中心,也揭示人的被动性和世界的自在性,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复调、历史与小说相交融等表现不确定性的表述,质疑文本内容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瓦解传统人文主义的唯理性和科学论;以悖论和反讽、开放性的结尾等引起反思的方式,强调世俗至上论放任自由和利益追逐的危害,表明了自我超越的必要。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加拿大社会文化环境及尼采、海德格尔等奠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家族迁徙和个人成长中的磨难、女性生存的艰辛导致艾丽丝·门罗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对理性、永恒价值等观念表示怀疑;而她矛盾丛生的家庭背景、文学熏陶、加拿大从落后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超越宗主国的发达国家的历程让她确信事物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她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哲学思想给她以启示并为她提供了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据。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使其能批判地继承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的精髓,并实现主题的拓展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反思表达了小说主体间性审美立场和多向度的审美取向,表现了后现代的审美探索。同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是对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呼唤,也可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都萧雅^[10]（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二、人文主义文学与理性自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文主义文学与理性自觉（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4）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科学的迷梦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8）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0）《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文主义文学与理性自觉（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D]. 李海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6]科学的迷梦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科学论批判[D]. 黄健.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D]. 易建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
• [8]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D]. 陈英红. 湘潭大学, 2019(12)
• [10]《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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